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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地名故事

  • 作者:
    杨帆
  • ISBN:
    978-7-5087-5049-1
  • 出版时间:
    2015年12月
  • 开本:
    16
  • 页数:
    175页
定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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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地名故事》一书从诗词的角度分析了现今的一些地名在古时扮演的角色,为读者掀开了掩盖在现今地理名称上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帷幕,为读者打开了了解地理名称文化的全新维度。该书选取27首脍炙人口的诗词,作者通过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详细阐述每首诗词的由来以及诗词中隐喻的诗人的情感。在剖析诗词的同时,作者对诗中出现的地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考证,令读者在重温经典诗词的同时,又对其中地名的历史与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滕王高阁临江渚,珮玉鸣鸾罢歌舞”……请随着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徜徉在我国多彩斑斓的地名文化中……这就是本书的魅力与美丽!

目  录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岭南谪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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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男,1982年生于雁北古城大同。2012年毕业后,进入出版业。目前,从事旅行指南图书的编制出版工作,雅好文史。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岭南谪宦
 
今天的广东,是中国经济的尖兵。而在唐宋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则是人烟稀少,较为荒凉的地方。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曾有诗云:
 
         惠州三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所谓“岭南”,又称岭外、岭表,包含了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地区 。诗中的“罗浮山”,位于今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境内,有“岭南第一山”之称。这首诗的意思是,罗浮山已春色盎然,山上的卢橘、杨梅等水果均已成熟,可以采摘食用了。如果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可以吃上三百颗荔枝,我情愿定居岭南,而不留恋中原的奢华和繁荣。
看来大文豪本来是不太愿意来岭南的。既然不愿意,是谁“请”他来的呢?除了苏东坡,那个时代长期生活在岭南的还有哪些人呢?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呢?实际上,这首诗暗含了“谪宦”这一历史现象,或者说,这首诗的创作有“谪宦”的文化背景。按照《辞海》的说法:
“谪:古代官吏因罪而被降职或流放。” 
因此,“谪宦”就是被降职或流放的官员。但是否“因罪”则取决于一定的判断标准,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标准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好恶。因此,这里的“罪”往往具有很大弹性,耿直不阿的官员往往会“犯罪”,与苏轼一样同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和柳宗元就曾有过这样的遭际。
 
韩愈结缘岭南
 
           同冠峡 
            韩愈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
维舟山水间,晨坐听百鸟。
宿云尚含姿,朝日忽升晓。
羁旅感和鸣,囚拘念轻矫。
潺湲泪久迸,诘曲思增绕。
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
 
这首诗作于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刚刚被贬为阳山(治今广东省阳山县)令后所作。当时正值德宗晚期,政出多门,朝廷一片污浊。宫廷内的宦官也仗势欺人,经常跑到市场中搞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的勾当,谏官屡次进言,都不被皇帝采纳。韩愈一贯无所畏避、操守正直,因此上数千言猛烈抨击这些丑恶现象。德宗是这些宦官的保护伞,他一怒之下将韩愈贬到阳山。
这首诗是韩愈到任后生活的写照。岭南的小县城,生活很是悠闲。“维舟山水”、“晨坐听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也没有在长安时的案牍劳形。但阳山的“宿云含姿”、“朝日升晓”得不到他的共鸣。诗人的内心远不像外界那样静谧,他将南下之行看做“羁旅”、“囚拘”,心中的郁闷一望便知。
其实,这不是韩愈第一次与岭南结缘,他三岁失去父亲,后来随遭遇贬官的长兄韩会去岭南赴任。没有双亲的羽翼,可以想见的是,少年韩愈的生命较为坎坷,至少算不上幸福。
元和初年,韩愈受征召重回长安,任国子博士。这一天他期盼许久了,本来想大干一番。但想不到的是,“盖棺事未了”,数年后他又被贬回岭南。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诗作于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任刑部侍郎。当时凤翔府法门寺(在今陕西省扶风县)有一座护国真身塔,塔内供奉着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皇帝唐宪宗笃信佛教,欲迎佛骨入内廷加以供奉,韩愈一贯“觝排异端,攘斥佛老”,于是上疏谏阻。疏中说,老百姓听说朝廷要迎佛骨,都变得疯狂起来,很多人放弃了生产,甚至有人自焚 ,看来宪宗的一时冲动确实造成了社会的紊乱。但下面的话就真的把皇上惹恼了: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 
韩愈的话很不好听,在皇帝看来甚至有诅咒皇室的意思。但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国计民生。全国人民如果都放弃营生,社会生产还怎么搞?大唐的天下岂不危险了嘛?不过,“朝奏九重天”还是惹得龙颜大怒,宪宗要将他处死,大臣中裴度、崔群等人说:“韩愈这话说的确实不中听,但他要不是忠心为国,也不会这样讲。”皇帝对韩愈的为人也是了解的,于是免了他一死,将他贬到潮州(治所在今广东省潮州市),给了个刺史的官儿。
此次死里逃生,本来值得庆幸。但一想到又要奔赴岭南,韩愈的心中就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了。赴任途中路过蓝田关(在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西北),他遇到了侄孙韩湘 ,想到自己尽忠为国却换来满目凄凉,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了“肯将衰朽惜残年”的慷慨诗句。诗中充满了愤懑和悲观,“秦岭”和“蓝关”在韩愈眼中成了人生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而且他似乎有了此去不复返的想法,“好收吾骨瘴江边”,绝望在那一刹那达到了极点。看来不愿意去岭南的不是苏轼一个人,岭南作为一种符号已经深深镌刻在士大夫的心灵深处,不能触碰,否则会打开政治生涯的潘多拉魔盒。
韩愈抵达潮州后,虽然心中不痛快,但还是能够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作上来。他注重体恤民情,深为百姓爱戴。不久又改任袁州(治今江西省宜春市)刺史。当地有买卖仆隶的风俗,他刚一到任就设法为卖入大户人家的男女赎了身,并废除了这种风俗。
很快,韩愈回到长安,担任国子祭酒之职。从此直到去世,他再也没有到过岭南,不过他的人生却已划上了深重的岭南印记。
 
柳宗元的岭南生涯
 
柳宗元也曾遭贬岭南,其原因要从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说起。唐中期宦官逐渐得势,严重威胁到皇帝的权威。贞元二十一年(805),唐顺宗用王叔文、王伾,并以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为得力干将,图谋打击宦官势力,重整混乱不堪的国家形势。但不久就陷于失败,改革派主要人物全部受到打压,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这就是“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被一贬为邵州(治今湖南省邵阳市)刺史,赴任途中再贬为永州(治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司马,后来虽短暂回到长安,可还是被再次外放,于元和十年(815)任柳州刺史(治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所以他有“柳柳州”之称。当时刘禹锡即将赴任播州(治今贵州省遵义市)刺史,柳宗元对亲随说:“禹锡的母亲年事已高,如果他真要去遥远的播州任职,他母亲恐怕无法同行。如果不一起去,母子二人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对方了。我和禹锡是好朋友,怎么能让他走这一步呢?”于是他上书皇帝,请求让刘禹锡来柳州当刺史,自己与之对调。这时又赶上裴度为刘禹锡说情,皇帝这才让他赴任连州(治今广东省连州市),而柳宗元仍任原职。刘禹锡在去连州的路上曾酬和柳宗元,表达相思之意。其诗曰:
 
 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
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
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柳宗元关心民间疾苦,废除了当地买卖人口的恶俗,大行教化。但他最终没有回到长安,而是病死于岭南 。
 
“守旧派”苏轼
 
现在回到文章的开头,苏轼何以非去岭南不可?这就要说到宋朝后期的政治生态,而这种生态起源于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众所周知,这次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民,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局,但由于涉及到既得利益群体,所以引发了朝野内外的巨大争议。王安石在世时,由于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持,尚可在一定程度上推行各项变法措施,甚至在他罢官之后,神宗仍致力于新法的实施。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幼的哲宗上台,此时朝政掌握在哲宗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手中,她启用守旧派司马光,将新法大都废除。苏轼在政见上有很多和王安石不同的地方,二人也因此发生过争执,但将新法全盘废除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棒子打死的做法他并不以为然。八年后,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又重新启用变法派。出于和王安石的抵牾,苏轼受到打压,被先后外放到英州(治今广东省英德市)、惠州(治今广东省惠州市)、昌化(治今海南省东方市北),开篇那首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
与中原相比,岭南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他到任后的心情也比较抑郁,但却能以“荔枝”自娱,重新寻找生活的乐趣,使自己的落寞得到慰藉,应该说,苏轼的人生达到了新境界——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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